夏夜的老槐蝉鸣还没歇止，村头那棵老槐树的树下说影子就已经爬满了青石板路。我们这代人听着“村头恐怖故事”长大，低的恐那些在昏黄煤油灯下、语那在村口井台边流传的午夜鬼话，像槐树叶上的不散怖传露珠，落在记忆深处，老槐一晃就是树下说几十年。小时候总不信，低的恐直到那年夏天，语那我亲眼看见树杈间挂着的午夜那件褪色红袄——那是张寡妇的嫁衣，也是不散怖传村里老人反复叮嘱“午夜别靠近”的禁忌。

老槐树下的老槐红袄：一个悬在树梢的诅咒

张寡妇死在槐树下那年，我才六岁。树下说她丈夫是低的恐个木匠，在山涧采木料时被山洪卷走，尸骨无存。张寡妇把自己关在屋里三年，直到邻村货郎带来一件水红嫁衣，她才重新出门，逢人就笑，说要等丈夫回来成亲。可成亲前夜，有人看见她穿着那件嫁衣，在槐树上吊了整整一夜。

第二天，她的尸体不见了，只有那件红袄挂在最高的树杈上，像朵永远不会枯萎的花。老人们说，那是她丈夫的鬼魂回来了，把她的魂魄勾去了阴间做伴；也有人说，她是被槐妖附身，每到月圆就会在树下游荡，用指甲刮树皮，声音像极了婴儿啼哭。

我十岁那年夏天，偷跟着村里的二傻子去看红袄。月光下，那件红袄在风里轻轻晃动，边缘的金线绣着的鸳鸯仿佛活了过来，翅膀上沾满了黑糊糊的东西。二傻子突然尖叫着跑开，说看见红袄里钻出一个穿寿衣的人，脸白得像纸，眼睛是两个黑洞。后来他大病一场，嘴里总念叨“别摘槐树叶，会流血”。现在那棵老槐树的树干上，还留着一圈圈暗红色的印记，像凝固的血痂。

破庙里的哭声：赶夜路的货郎为何失踪

比起槐树上那件飘了十年的红袄，村西头破庙里的“哭声传说”更让货郎们发怵。那座破败的山神庙，门槛上的青苔厚得能藏住手指，神像的脸早就塌了半边，只剩黑洞洞的眼眶对着月亮。老辈人说，民国二十六年的一个雨夜，有个货郎从邻县进货回来，路过破庙时听见里面有小孩哭。他好奇进去，看见供桌上摆着半碗没喝完的米汤，旁边还放着个虎头鞋——那是村里刚死了孩子的李家媳妇做的，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

货郎壮着胆子问：“是谁家的孩子呀？” 哭声突然停了。黑暗里，他看见供桌后面站着个穿蓝布衫的女人，脸埋在怀里，肩膀一抽一抽的。女人缓缓抬头，脸上全是血，嘴角裂到耳根：“我孩子的米汤，你也敢喝？” 货郎吓得魂飞魄散，连滚带爬地跑回家，第二天就疯了。

我十七岁那年，为了抄近路去镇上买复习资料，必须经过破庙。月光把庙门照得惨白，门缝里飘出一股腐烂的气味。我刚想探头看，突然听见身后传来脚步声——那是村里的老支书，他背着一捆槐树枝，说“怕晚上有东西出来害人”。后来才知道，老支书年轻时也见过那女人，他说她的头发垂到脚踝，指甲比柴刀还锋利。现在那破庙里，还堆着村民们偷偷送来的纸钱，火纸烧得噼啪响，像有人在低声哭泣。

井台边的童谣：藏在集体记忆里的恐惧

村东头那口老井，是村里的“禁地”。井沿的石头被磨得发亮，上面刻着歪歪扭扭的字：“井里水，黑沉沉，喝了要做井中人。” 这是我奶奶教我的童谣，她说这是民国二十三年那场瘟疫留下的。当时村里死了十几个孩子，有人怀疑是被投了毒，井里的水从此就没人敢喝了。

但每年七月半，我都看见大人们偷偷往井里扔粽子和纸钱。他们说，井底下压着当年投毒的人的魂魄，要是不供着，就会爬上来报复。有一年我表妹不信邪，半夜去井台打水，回来就发烧说胡话，说看见井里有个穿蓝布衫的女人，头发里缠着水草，抓着她的脚踝往井里拖。后来找了道士来做法，烧了七张符纸，表妹才慢慢退了烧。

现在那口井早就被封了，上面盖着青石板。但每次从井台边路过，我都听见石板底下传来“哗啦啦”的水声，像有人在打水。村里的老人说，那是井里的人还没喝够水，想出来看看。或许村头的恐怖故事，从来不是空穴来风——它们是土地的呼吸，是活着的人对死亡最温柔的提醒。

如今老槐树还在，红袄却不见了踪影，但每当午夜路过，那细碎的低语和脚步声，依然像槐树叶摩擦着月光，在我耳边绕。我开始明白，这些藏在村头的恐怖传说，其实是我们与土地对话的方式——用恐惧守护着活着的温度，用禁忌圈出一片属于回忆的净土。毕竟，连鬼都要守规矩，人更要懂得敬畏。